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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看到这样一则消息，是关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海德领导下的一个项目证明男孩儿在数学领域的天赋并不比女孩儿强！

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这个项目如wikimedia链接中的介绍，具体的可以跳转到wikimedia去看个痛快，反正我是没有兴趣，不过让我提起兴趣的是其中一个细节上的东西。

据说这个项目抽样调查的样本覆盖了美国10个州，约700万学生，然后花了7年的时间（The Act was passed 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 May 23, 2001, United States Senate on June 14, 2001 and signed into law on January 8, 2002.）得出这样一个结论：“Girls Equal Boys at Math”。

这玩意儿有什么价值么？

其实我想说的也不是关于这个结论的价值关系，而是想说明一点点我对科学态度的看法。今天跟纱纱在聊天的时候也在谈这个事情，问题集中在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去做项目，应该和什么样的人一起真正地做事情。

一个天大的笑话，同样也是一次惨痛的经历，对于一个处于项目之外，或者说与项目距离稍远但身处其中的人来说，我一直以来都觉得“X项目”从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关于“X项目”到底是个啥我现在倒也不方便去说，等到我某一天离开了神州数码之后或许在归纳时能够好好分析一下在这个过程中看到的问题和得到的经验。

“X项目”的调查问卷由几个并不专业的人碰了碰头儿，随便就做出了一个调查问卷，其实仔细想想的话，那些问卷中的问题真是有够可笑，和中央电视台记者采访汶川地震灾民失去家园之后感受的问题有过之而无不及。可是就是这样一个可行性分析中无比重要的调查问卷就这样出台了。

然后就是选择样本，进行调查，我的记忆中，仿佛当时选取了30个人，其中包含公司内部各个岗位人员10个，公司外部合作伙伴20个，通过走访聊天的形式对问卷中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收集调查。过程中遇到有客户因为忙碌而匆匆作答，有内部同事根本不了解情况而草草结束，也有由于涉及到商业利益而通篇累牍的假话套话，但也不凡有人能够说出自己的真实想法，总之在我责任范围内的一票人当中收集到的意见如果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X项目”是个不合时宜并且可操作性极低的项目。

比如“X项目”需要终端店面的销售员具备在卖场中上网的条件，但是实际情况是大多数的卖场店面销售员不会拥有这样的权利，斤斤计较的老板们当然不会提供这样的福利了；再比如“X项目”需要大多数终端店面的销售员能够像足球比赛中的数据统计员那样能够提供真实有效的渠道数据，但实际上这不可能，到了后来的系统分析阶段，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刨除掉任何利益相关的东西以外，这个项目中涉及到的权利与义务完全不成比例，如果不能形成共赢局面或类似于共赢的局面，任何项目都不可能是一头热就可以成功的。

更何况，到了样本分析阶段，本就少的可怜的样本，走了样的数据，再次遭到灭顶之灾。为了迎合大老板的想法，项目小组对收集来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彻底的改造，使之能够支持老板的预期，从而达到了拿到项目开发费用资源和迎合老板喜好的目的。

神州数码去年一年有近300个亿的销售额，这个项目的费用大约是纯利的0.5%，IT硬件分销现在的利润率大多在2到3个点之间，具体的数据大家可以自己算，我只说这个比例，相当于拿自己赚到钱的6分之1到4分之1支持了“X项目”的生命周期。

很不幸，项目的初衷真的是非常有创造性，但是项目的生存情况并不是很好，在我看来是完全的糟糕。今年第一季度（神州数码的新财年是4月份开始的）全线业务运营状况不良，在马上就要到来的第二季度中，我个人认为不论业务状况如何，项目用户（产品部，销售部，财务部，市场部）与项目组的矛盾升级的可能性非常大，如果这个项目最终以经营压力而导致了暂停或永远下线，则牺牲掉的成本和边际成本都高得无法衡量，毕竟是损失了两年的时间和金钱以及信心；如果这个项目最终以老板的坚持而强行推进，或许在可梦想的美好的但不可预知的残酷的未来“X项目”的有效性能够有所提高，当然，所消耗的费用和资源应该早早在其有效性展现之前就已经难以承受了。

这个预言有些胆大，现在虽然还没有发展到这一糟糕的地步，但我还是愿意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对这个项目本身进行研究。盖棺定论为时尚早，但从调查问卷与决策依据之间的关系上，我还是忍不住要说这么一句话：对比人家的研究科目在数据调研分析，我们是在科学地做事，是在做科学的事么？